種種辯論

幣原喜重郎的閣員不滿意「象徵性的君主」的觀念,也不高興放棄戰爭此一國家最高權利。然而,溫和保守派的芦田均指出:「國際爭端應由調停、修睦來解決,不要訴諸武力,乃是我國政府在凱洛格—布里安公約和〔國聯〕公約裡已經接受的越南新娘介紹政策,根本不是新東西。」顯然,芦田均不認爲放棄戰爭權會傷害日本固有的自衛權,也沒有料想到憲法第九條如此訂定,會在佔領軍撤返後成爲日本政治上最重大的爭議之一。芦田均和其他閣員當時只擔心天皇失去政治權力。 幣原喜重郎及其內閣希望避免跟麥帥進行沒有希望的爭執,如果裕仁點頭,可能會更快接美國版本。證據顯示,裕仁此時並未點頭。他這廂躊躇猶豫,要他遜位的力量也上升。一 一月一 一十七日,裕仁幼弟、三十一歲的崇仁親王在樞密院會議中起立發言,間接力促裕仁返位,承擔起日本戰敗的責任。芦田均出席了這場天皇和皇室其他成員在場的會議,他記下崇仁的話:「關於當今天皇和皇室,目前已有種種辯論。我深怕如果政府不能立刻採取大膽行動,將來我們會更後悔。」他的音?思是,如果政府囿於舊維,採取不適的政策,會有極顺不幸的後果。每個人似乎都在思索〔崇仁的話〕。我從來不曾看過天皇陛下臉色那麼蒼白。 同一天,《讀賣報知》根據美聯社記者布里尼斯訪問稔彥的報導,在頭版刊登文章,談論天皇「遜位」問題。月老文章聲稱,皇室許多成員贊成裕仁下台,以承認他對戰爭負起道義責任。它暗示天皇已陷入孤立狀態,只有宮內大臣和首相反對天皇遜位。三月四日,《紐約時報》根據對前任首相稔彥的另一次專訪,也刊出一篇類似文章,指出皇位繼承權第一 一順位的也軍國主義者利用,現在卻嘉惠麥克阿瑟的憲政改革。 三月五日,幣原喜重郎帶著麥帥版本,以及宣布天皇願意大修憲法的詔書覲見。如果裕仁希望維持他和麥帥之間不對等的夥伴關係,確保本身地位,此時必須有所決斷。木道雄在曰記裡記載,修憲「如此急促,……是因爲昨天《讀賣》出現報導,稔彥和外國記者討論到天皇遜位的問題……起先, 〔麥帥〕同意松本版本可以在〔三月〕十一日以前交給他。〔現在〕他們不能等〔那麼久〕。」次日,日本人民在報上看到日本政府草擬的憲法之輪廓。他們獲悉,權力將落在人民身上,而不在天皇的意志之上,並且日本今後將廢棄戰爭。三月九日,《每日新聞》刊出自由派國際法學者橫田喜三郎的觀點。橫田喜三郎從盟軍總部官員處得到一份憲法範本,表示廢棄戰爭的條款等同於理想色彩濃厚的凱洛格布里安公約,而且並不是說在自衛時不能動用武力,「在涉及到國際合作時,也不是不能動用武力。」國會辯論和修憲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至八月。我們並沒有看到證據顯示,由芦田均主持、極端重要的眾議院修憲小組委員會成員,接受橫田喜三郎的解釋,認爲第九條含有在自衛和泰國安全下可以動用武力之意。當時的共識是,全面、絕對不再使用武力,以符彼時的輿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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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化的軍人

尤其是米內光政,即以更明確的立場去面對偵訊。對米內的偵訊,舉行於一九四六年 三月和六月,此時,米內以大陸新娘仲介個人非常反對太平洋戰爭的開戰,惟因開戰是內閣一致的結論,所以不得不同意開戰的決定,大力爲天皇的反戰立場辯護。他同時說,陸軍的中堅軍官形成好戰派,並舉出對九一八事變和日德義三國同盟有責任的陸軍軍人土肥原賢二 、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名字,再三提及武藤章是推動日本法西斯化的軍人,斷言武藤是日本陸軍中堅階層的政治代言人。他又說,政治家之中,松岡洋右受了陸軍的影響極大。米內證言之中,令人注目的是,他以與《獨白錄》同樣的論理,爲天皇的開戰決定辯護,與《獨白錄》一樣,雖然指名松岡洋右,卻沒有直接言及東條的責任。此外,我們也應該確認,米內是與關係很深的重臣之一。借用緒方竹虎的話,季楠首席檢察官是「米内的好的理解者」:米內自己與的成員頻繁接觸似也是事實。《一軍人的生涯》這部憲法範本起草於戰後史上一個非常奇異的危機時刻,交給國會兩院審議。一般百姓由下而上,盼能實現願望的相親力量仍然很薄弱。整個一九四五年,日本國內根本就沒有反戰運動,更不用說有共產主義運動。可是,天皇的神秘色彩已經消失,許多人不再把天皇視爲高不可攀的至上人物。左派反天皇的情愫不再受到限制,即使日本共產黨員也把美國人當做「解放軍」。最重要的是,輿論迅速轉變,從前死硬的軍國主義者一夜之間變成狂熱的「民主人士」。 除了共產黨員和少數反對偶像崇拜者之外,大多數日本政客依然相當敬畏天皇。他們這種食古不化的態度,和美國人起草的憲法範本之民主精神,有根本上的衝突和矛盾。幾乎所有的政客,不論保守派、社會主義派和自由派,其主要關切點都是保存國體。他們認爲,這需要一位政治上有大權的天皇,在國家內部一旦發生危機時能出面。可能有必要略做修正,以防止輿論轉爲贊同廢除天皇。天皇的一些權力或許可以移除,但不能全部拿走,更不能把全部權力都變成「只是裝釗斥」。 在這個緊要關頭,裕仁不能透徹明白其臣民渴望社會產生根本改革的心理。他在一 一月十一 一日表示:「松本蒸治似乎希望在他任職期間完成修憲。我想,我應該跟幣原喜重郎談這件事。沒有必要急嘛!只要表示有意願修憲就夠了 。」外務大臣吉田茂和松本丞治於一 一月十三日在外務省收到美國人送來的憲法範本時,大吃一驚。他們意在依據明治憲法以維護國體,認爲除非天皇有權既統又治,他們沒有辦法—天皇。此後數星期,幣原內閣大多數閣員對此關鍵重點改變主意。美方的草案至少保持了貴族體制,保障天皇存續。在天皇位置是否能保存的危急關頭,只有裕仁本人逡巡不決。 芦田均是幣原內閣的厚生大臣,也是眾議院修憲小組委員會委員長。他在日記裡記下一 一月二十二日,內閣討論美國人送來的搬家範本之第一 一天,幣原喜重郎就前一天到盟軍總部拜訪的經過提出報告:「麥克阿瑟跟往常一樣,開口就滔滔不絕地說:『我打心底是爲日本好。自從我見了天皇之後,就跟自己說,我必須不惜代價,確保他的安全。』」可是,麥帥又警告說,遠東委員會在華府就日本問題曾有「不愉快的」討論,而且他也不曉得自己還會在任多久,美國版憲草也維持天皇在位,他看不出來日本版和盟總版之間有什麼不能溝通的差異。根據盟總版,他覺得天皇有保障,權力更加強,因爲天皇的權力來自人民信賴,不是來自祖先傳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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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的信

戰略爲炸調查圉的事洌而間接證明如上所述因果關係的是,美國戰略轟炸調査團的活動。爲了對於日本所實施戰略轟炸的效果作綜合性的評估,美國戰略轟炸調査圑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在日本開始調査活動,當時的極大障礙是,因受戰災影響,公文書幾乎沒有留下來。因此,在日本的調査北海道活動,與在德國的調査團活動比較,該調查團曾偵訊了、七百名以上的日本相關人士 。偵訊時令調査圑成員驚奇的是,日本人的態度非常合作。以調査圑成員來日的比遜,給他太太的信中說:「諷刺的是,我們偵訊幾個保守派的官員時,他們提供了調査團所需要的一切有關經濟數字。……很明顯地,他們給我們,是要讓浅們^道,他們是我們所必需的人。」〈《比遜日本佔領回想記》〉但這樣過分依賴偵訊,便對其調査結果產生很微妙的影響。戰略轟炸調査團的最後報告,收有分析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政治過程。題名 的這份報告,幾乎是以相關人士的口供作基礎,故從結果來看,遂成爲以高估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天皇爲中心的人們「努力於和平」的平凡內容。特別是迫水久常的證言,曾予整個論點以極大的影響。 基於以上的認識,以下我們來具體地看看日本保守勢力對訊問和證言的協助。協助偵的偵說紀錄被當作機密海外婚紗文書處理的國際檢察局的內部資料,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解密,並向大衆公開。而使用這些龐大的文書,分析東京大審的準備過程,首次將因近衛一夥人、木戶幸一、田中隆吉等人積極協助偵訊,予被告的選定以很大影響是粟屋憲太郎的功勞。〈〈到東京裁判之路〉〉但値得注意的是,不僅上述的幾位以與「五人會」聯槃的方式,在此時期,尙有許多的日方要人,曾協助過的偵訊,企圖使的搜査活動往特定方向發展。 文書裡約有三百頁被偵訊者的檔卷,同時在「內閣」、「企畫院」等卷宗中,也有許多相關人士的偵訊紀錄,因此眞正被偵訊的日本人,可能超過四百人。在這一節,我準備根據這些紀錄,來敘述那些積極協助者的動態,和具有室內設計代表性的人物的言行。重臣的供首先是重臣。「般來說,重臣是指擔任過首相或樞密院議長者而言,但「重臣集團」這句話,即是侍從長、內大臣等天皇親信的意思。而在被稱爲重臣的人們之中,從天皇的信賴度來說,實際上有相當大的差別。比如,爲天皇很信任的兩位重臣,岡田啓介和米內光政二人,似以某種推測來因應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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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證言

「遠東國際軍事裁判速紀錄」第一四八號軍部的燒燬命令,達到市町村層級的兵事文書,透過警察的管道,命令各市町村的兵事課,燒燬陸海軍有關動員的會議桌文書。惟因是戰敗混亂中的命令,所以許多市町村公所(按:日文爲役場),連有關動員以外的兵事文件,似乎都全部燒光了。〈《村莊與戰爭》〕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對於各報社,軍方也施壓「令其燒燬一切有關戰爭的紀錄照片」〈《新聞攝影記者的證言》〕,故除每日新聞等外,大部分的報社都將膠卷、乾板等燒燬了。 浓靠證言的審判其結果,檢察當局在準備審判與審判法庭雙方面的過程中,大多不得不依靠偵訊有關日本人時所得到的資訊和相關人士的證言,其意義十分重大。由於這種原因,日方便積極協助訊問或檢方證人出庭,從而對被告的選定和判決的方郎大多改賴有關人士的證化了很長的時間,而這點對曰方相當有利。因爲審判愈長,能利用冷戰中美蘇對立的空間愈大。 譬如開始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有關中日戰爭的辯護作證,很明顯,他們的意圖是誇張 強調中日戰爭之爲蘇美島戰爭的性質。即他們以日本的軍事行動是爲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大,以尋求法庭的「理解」。一 時任美聯社記者而曾經採訪東京大審的布拉克曼作證說:「辯護律師屢次故意妨害議事。辯護律師之中,有人告訴我,他們經過幾年以後,才提出各種動議,以拖延審判。這樣做的話,聯合國之間可能產生不同的意見,中國、美國和日本,可能圑結起來以對抗蘇聯,以此來加強委託人即被告的主張。」《東京裁判》〕著實,國際情勢轉變到冷戰結果,曾予大審以相當大的影響。從一九四七年五月,辯護律師就對蘇侵略問題開始作證,受理有利於辯護律師的資料作爲證據,從這個時候起,法庭的態度也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而且,幾乎沒有公文書這個狀況,就對於已經決定要免除巴里島之戰爭責任的言,實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爲既然沒有公文書,自可以從相當有政治偏見的相關日人的口供和證言自由選擇,來「論證」天皇「無罪」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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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審

與冷戰的蘭聯在思考日本保守勢力對東京大審的因應時,我們應該先弄清楚的大前提是,東京大審與審判納粹德國之領導者的紐倫堡大審的不同。在這一點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 一十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在紐倫堡市法庭舉行的紐倫堡大審,因在一 一次大戰後比較早期進行,所以美、蘇、英、法四大國還能勉強維持合作。事實上,從法官和檢察官的任命方法來看,審判長和檢察官委員會議長,採取輪流制等等,考量四大國的合作,確立了四大國的平等原則。 反觀東京大審,因審判的進行,與國際形勢轉變到冷戰的過程幾乎是同時,故美國對 日的辦公桌政策,曾予大審的性質不少影響。而從事違反國際法的細菌戰研究,和開發之七三一部隊的戰爭犯罪,因美國的軍事需要而被免除責任;此外,許多第二 、第三批受審,應被監禁的八級戰犯,相繼受到不起訴處分並被釋放,印證了這個事實。 審判長和首席檢察官的任命,屬盟軍總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的權限等等,東京大審與 紐倫堡大審比較,採用了最能反映美國國家利益的制度。東京大審,審判官由美國、英 國、法國、中華民國、加拿大、澳洲、荷蘭、紐西蘭、蘇聯、印度、菲律賓各任命一名共計十一名。 湮滅檄密文書另外一個重要的不同點是,在東京大審中,檢方缺乏文件的證據。紐倫堡的判,檢方從攻進德國國內的盟軍部隊在各地扣押的辦公椅文件當中,收集到許多能夠證明納粹犯罪的重要證據文件;但在東京大審,此種文件資料的收集則非常有限。因爲在日本,與德國不同,盟軍在進攻日本本土之前,已經實現了「終戰」。因此,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以後,到第一批美軍先遣部隊到達厚木機場的八月一 一十八日以前,大日力用這個期間,祀軍剖的相關文書等機密文件徹底地燒光。譬如陸軍,前陸軍大佐服部卓四郎說:「終戰的聖斷之後,參謀本部總務課長和陸軍省高級副官,曾對所有陸軍部隊,發出燒燬機密文書的通牒,市谷台(按:陸軍官衙所在地)上焚書的黑煙,從八月十四日下午持續到十六日。」〈《大東亞戰爭全史》〉而最徹底的燒燬命令,則莫過於憲兵司令部的通牒。憲兵司令部於八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指示各憲兵隊要「燒卻秘密書類」:八月二十日,再度發出通牒,以「左列各處有〈秘密書類的)殘紙。無意中的疏忽甚多」,故指示殘紙的再調查和燒燬。這裡舉例指出的處所有「桌子、抽屜最裡頭」、「夾在桌子及其他控制動搖的腳下等」、「掉在桌子最裡邊下面的」、「在焚燒場未燒完的,散亂於焚燒場周圍的」、「夾在私人屏風隔間而整理漏掉的」,「其他書類庫、儲藏室等整理漏掉,或散亂於地上的」,極其零碎;同時指示「考慮搜査住處,各人住宅所有文書以至信件,要全部調査和燒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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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會議

換句話說,皇宮集團期待國際情勢轉變到冷戰,企圖積極置身於促進和推動這個轉變的陣營,以阻止天皇的追訴和返位。以上我們就其撰寫經緯和內容,思考了《獨白錄》的政治意義。但我們同時也可以從美國的對日自助洗衣政策,和戰後日本保守體制的形成這個更廣闊的政治、歷史觀點來看《獨白錄》。爲此,我們必須進一步來分析以追究舊勢力的戰爭責任爲目的的東京大審。 譯者曾譯過迫水久常的〈曰本的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一文,收於上述《日本昭和天皇回憶錄》一書。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當時首相犬養毅白天在首相官邸,被海軍中尉三上卓等十七個陸軍少壯軍官,用手搶擊斃的事件。以此事件為界,戰前的日本政黨政治遂「嗚呼哀哉」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府一手炮製的統合國民的天然酵素組織,為近衛親信所推動的新體制運動所產生的齟織。解讀栗京大審的偵訊紀錄帽 鬮東京大審八級戰犯被告一覽表姓 名 主 要經歷 判 決木貞夫 陸軍大將、陸相 監禁終身土肥原賢一 陸軍大將、奉天特務機關長 絞刑橋本欣五郎 陸軍大佐、櫻會首領 臣―畑俊六 陸軍兀帥、陸相 監禁終身平沼骐一郎 樞密院議長、首相 監禁終身廣田弘毅 外相、首相 絞刑星野直樹 企畫院總裁、內閣書3己官長 監禁終身板垣征四郎 陸軍大將、陸相 絞刑賀屋興宣 藏相、北支那開發公司總裁 監禁終身木戶幸一 內大臣、文相 監禁終身木村兵大郎 陸軍大將、陸軍次官 絞刑小磯國昭 陸軍大將、首相 監禁終身松井石根 陸軍大將、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 絞刑松岡洋右 滿鐵總裁、外相 審判中病歿南次郎 陸軍大將、大日本政治會總裁 監禁終身武藤章 陸軍中將、軍務局長 絞刑永野修身 海軍兀帥、軍令部總長 審判中病歿岡敬純 海軍中將、軍務局長 監禁終身大川周明 右翼思想領導者 免 精神障礙《口 隨重中將、德女储 臣楚終身佐藤賢了 陸軍中將、軍務局長 監禁終身重光葵 外相、大東亞相 監禁七年嶋田繁太郎 海軍大將、海相 監禁終身白鳥敏夫 外務省情報部長、駐義大使 監禁終身鈴木貞一 海軍中將、企畫院總裁 監禁終身東鄉茂德 駐德大使、外相 監禁二十年東條英機 陸軍大將、首相 絞刑梅津美治郎 陸軍大將、參謀總長 監禁終身解讀東京大審的偵訊紀錄與紐倫堡大審的不同正當與不正當一論爭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 一日判決的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簡稱東京大審,從開庭到今日,一直是具有相當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論爭議題。當然我們不宜將其爭議點整理得太單純化,但至少這個假「文明」之名,以進行日本的「重大戰爭犯罪人」的審判,其是否具有正 ,乃是論爭的最大一個焦點。 但在日本戰敗以後半個世紀,因公開大審的相關辦公家具資料,今日大審的實際情況已經愈見明朗,是以這種正當與不正當的爭議,我覺得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爲近年來,各種逐漸公開的美方資料顯示,東京大審是單方面在日本保守勢力的暗中運作之下,而進行的「國際審判」,因此「美國對日本」、「聯合國對日本」這種單純、生硬的對立構圖,幾乎沒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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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佔領

他……強調總司令部對於日本共產黨採取太寬大的態度是很危險的。」〔《日本佔領外交的回憶》〕對於天皇本身,這種冷戰型的思考方式,似乎比較能夠適應。天皇之不能馬上贊成立刻終止戰爭,是因爲非常擔心貿協的態度。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木戶內大臣曾向近衛文麿說明天皇的這種判斷和變化。以往,天皇認為日軍的全面解除武装和負責人的處罰絕不能讓歩,如果要這樣做,將戰鬥到底,如果解除武装,蘇聯將進攻。要緩和陛下的這種想法,曾花了很長時間,最近〈五月五日的二 、三日前)想法變了。以為這兩個問题是不得已的事。〔《高木海軍少將覺書》〕一九四七年九月一 一十日,天皇透過寺崎英成,向麥帥提出希望美軍繼續軍事佔領沖繩(按:即琉球)的覺書,即所謂「沖繩書信」,以說明需要繼續軍事佔領的理由。他說:「此措施,將獲得日本國民廣泛的支持。他們不但擔心蘇俄的威脅,也憂慮佔領結束後,右翼和左翼勢力抬頭,製造事端,使蘇俄能夠藉此作爲干涉日本內政的藉口 。」有如進藤榮一在《被分割的領土》所指出,在「沖繩的書信」前後,蘇方有對美協調路線,而在美國國務院裡頭也有呼應對蘇協調路線。雖然如此,此時天皇卻以美蘇全決,和日本對美國世界戰略全面協助爲前提,作了這樣的翻譯公證建議,事實上率先獲得日後「片面媾和」的內容。不特此,皇宮與的管道亦有其獨特的偏頗。根據長年擔任皇室記者之岸田英夫的《侍從長的昭和史》記載,當時,與皇宮之間有兩個管道。一個是「松平管道」,這是松平康昌爲東京大審對策,與首席檢察官季楠聯絡的管道。另一個管道是大金益次郎的「大金管道」。大金擔任宮內次官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然後接藤田尙德的侍從長位子;前面所說右翼的田中清玄之晉見天皇,就是由於大金的大力推薦的結果。 而於所謂「大金管道」中,作爲與窗口的便是寺崎英成,大金、寺崎管道,主要的與參謀二部接觸。在佔領初期強力推動日本民主化政策的是民政局「大金管道」則與和對立的保持聯繋。而的部長就是以讚美納粹、徹底的反共主義者馳名的威羅比少將。根據以上分析與《獨白錄》有關人士的magnesium die casting系列,我們可以了解皇宮集團與內部反蘇反共主義者聯手,致力於免除天皇的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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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策

《獨白錄》的人脈簧拉斯的反共主義若是,與《獨白錄》之撰寫有關係的人,在政治上的人脈是如何呢?首先是以代表身分,參與這個網路行銷問題的費拉斯准將。前面說過他的構想,如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他與米內光政談話時,以當前的美、蘇全面對峙爲前提,擬在政治上利用天皇制,作爲對抗共產主義的防波堤。費拉斯於一九四六年一 一月十六日與安倍能成會談時,根據當時擔任口譯的神谷美惠子女士的說法,「幾乎以哀求的態度」,要求「對蘇俄採取共同戰線」,希望「日本的年輕人明白與共產主義對立,發起自由主義運動,天皇並能親自站在反共的最前線」。〈《神谷美惠子著作集》〕其次是,雖然不是《獨白錄》的直接當事人,但與免除天皇的戰爭責任關係很深的季楠首席檢察官。他與池田純久等日方辯護律師團懇談時曾說:「我的第一個目的是,努力於不使日本天皇受到審判,和被傳到法庭作證人。另外一個目的,是鼓勵日本重整軍備。 如果廢除日本的一切軍備,亞洲勢必將被赤化,洞若觀火。」〈《日本的十字路口》〉 這種意義的反蘇反共主義,乃是美國「親日派」和「知日派」之思想上的一個特質, 他們不僅要利用天皇制,以順利、有效率地實施佔領政策;爲了使日本成爲共產主義浸透的防壁,更需要保存天皇制。而戰前長年擔任駐日大使,一九四四年十一 一月出任副國務卿的格魯便是持這種主張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不過値得注意的是,反蘇反共主義在當時美國對翻譯公司政策的起草者中,絕非主流。關於這一點,藤村信說:「在羅斯福時代,以及杜魯門政權的初期,在美國最髙政策集團中,以爲戰後美國的世界政策,不能走大英帝國主義的老路子,與美、英關係的同時也沒有理由不優先美、蘇的友好關係,所以格魯之對蘇聯一味憎惡是『奇怪』的。」〈《雅爾達戰後史的起點》〉生活於「東西對立」爲當然之前提的時代一現代的我們,因太受冷戰思考的拘束,往往會不覺得其「奇怪」,而他們的路線之成爲美國對日政策的中心,是一九四八年以後的事,其指標爲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決定,由此才正式決定轉變到以aluminum casting體制爲前提的對日佔領政策。日本的反共主義在日本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政治哲學。關於寺崎英成的反蘇反共主義,前面已經說過了;而的外交局西波爾特也就寺崎英成〈德利)回憶說:「在戰後日本的土壤,共產主義迅速成長,德利以對此都沒有採取任何對抗措施而很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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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往和平

同時,松平也強調,天皇由於身爲立憲君主的限制,對於開戰決定不能行使否決權。他說:作為實施憲法,維持議會制度的一國元首,對於得到議會支持的政府,全體閣員統帥部首腦出席的御前會議,全會一致通過決定開戰的廟議,自不能否決。在這裡,松平好像要主張,戰前日本的關鍵字行銷制度是名副其實的議會主義君主制。但既然因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憲政的常道」已經銷聲匿跡,因一九四〇年十月,成立大政翼贊會,一切政黨皆已解散,議會只是徒具形式,松平的說詞完全是一種虛構。 關於前述一 一 一八事變時天皇指示的問題,松平則解釋說:「陛下特別召見大將〈白川義則),說明國際情勢,全曰冗修,親自面告,如果達到恢復租界之安全的目的,則應迅速撒兵,不要長驅進擊內地。」在英文版,加有旁點的部分,被譯成爲。則松平生怕被解釋爲天皇擁有實際上能夠直接指示軍司令官停戰的權限,乃把《獨白錄》的內容,說成不是天皇給予指示,而是表達了個人的意見而已。《獨白錄》的底本比較《獨白錄》和松平手記結果,我們發現松平手記更直截了當強調天皇嚮往和平,在內容上顯然有辯解的政治意圖。「五人會」的翻譯社成員中,除松平康昌以外,在十五年戰爭期間,都沒有在天皇身邊,故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直接輔佐過天皇的經驗。即使是松平,其就任內大臣秘書官長,乃是一 一 二六事件以後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事。松平在其手記說:「根據我的記憶,來敘述我認爲最能表現天皇對和平的信念的一 丁三件事。」而甚至於到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事,但他所說的,顯然不是松平的直接見聞,而是一種「傳聞」。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作以下推論:即松平等天皇的親信們,從本來就有相當的政治企圖的《獨白錄》中,取捨和選擇其資訊,編造辯解的論理,將其內容以手記或口頭方式傳 達至 ,以替天皇開脫其戰爭責任。此時,《獨白錄》便是這些天皇無罪論者的「底本」或「藍本」;而我甚至於相信,方面可能都拿到了《獨白錄》。 至於松平手記,究竟於何時交到手裡,則無法判斷。松平手記的英文版,記有受指示,翻譯該項文件之聯軍翻譯部收到是項die casting文件的日期,爲一九四八年八月一 一十三日。爲什麼遲到一九四八年才命令其翻譯,以及這是不是最早的譯本,都不清楚。這些問題的解答,有待於今後相關資料的發現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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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事窗

它充分呈顯大曰本帝國瀕臨崩漬前夕,天皇奇特而活生生的形象,和日本投降時的天皇角色。〈《不為人知的日本佔領》〉在這一段話之後,威羅比還引用了相當長的這個文件的一部分,而其內容則與《獨白錄》完全一致。所以我認爲《獨白錄》的重要部分,一定傳達到了。但威羅比所引述的日式料理文件,不是《獨白錄》本身。他所引用的應該是,成爲《獨白錄》之底本的松平康昌手記「天皇陛下與終戰」。這個重要文件,最近由勝田龍夫在美國賓州蓋底斯堡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其日文和英文。〈《「昭和」的履歷書》〉。由此完全證實了威羅比回憶錄的內容。 松平手記的政治作爲勝田所發現的「天皇陛下與終戰」,可以說是《獨白錄》的摘要版,但我認爲它有幾個重要的政治作爲。第一,由於松平手記是親信的回憶,因此比《獨白錄》更強調和平主義者天皇的形象。其典型爲:「陛下具有忠於信念的性格,而和平是陛下的信念,所以縱貫一 一十年的治世,陛下的一切努力,可以說皆集中於保持和平這一點。」第二,這個手記比《獨白錄》更明確地反駁「近衛公手記」,更嚴厲批判近衛。尤其對”於日美交涉問題更說:「近衛公手記似表示,因陛下的消極態度,政府才未能阻止戰爭,但這無疑是總理大臣忘記輔弼的責任,是近衛公的過錯。……如果近衛首相確具有和平的熱忱,應該會獲得陛下的支持,能夠壓住軍部邁進,保持和平才對。」就戰爭責任問題,對於東條則寫成:「大陸新娘不懷疑東條首相忠於陛下,但可惜他還是軍人,欠缺對於國際政治的見識,不能理解陛下的和平政策的眞精神。」與《獨白錄》不同,對東條的批判更甚。 不過,在敘述東條評價的部分,在原書有很多的X記號,好像有意予以刪除。即對於東 條的評價問題,天皇的親信們似仍然有若干躊躇。另外,松平手記比《獨白錄》更歪曲事實。譬如一九四五年一 一月重臣們的上奏便是。此時,只有近衛預測日本會戰敗,乃建議天皇立刻結束戰爭,但松平卻說「〈天皇)徵詢對seo戰局的看法,可是沒有人回答。」而完全不提近衛的上奏。可能由於一九四五年一 一月左右,天皇對於陸海軍的決戰,還抱著很大的期待,因此才隱瞞近衛上奏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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